POSTS / 【写沟-短文】白泽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变

Published: 2025-05-12
Updated:   2025-06-17

作于 2021年春季学期

前言

白泽,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瑞兽,能言语,达于万物之情。相传,黄帝东巡而遇白泽,向它询问天下精怪的信息制成图文,使人们能不受这些精怪的伤害,遂成《白泽图》一书。随着历史发展,《白泽图》以其辟邪功能在社会中流传开来,白泽也逐渐从传说走进社会,以祥瑞、辟邪的形象在朝廷、民间出现。最终,白泽在社会中站稳了脚跟,而一度流行的《白泽图》却散佚了。由此可见,白泽文化的演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。现有关于白泽的研究多只着眼于该过程的某一部分,而在白泽文化演变的整体认知上略显不足。由于白泽传说、《白泽图》和白泽衍生文化在演变时并不完全同步,本文将从“白泽传说”、“《白泽图》”和“白泽衍生文化”三个方面,对中国古代的白泽文化进行梳理、分析,以期呈现一个较完整的白泽文化演变流程。

白泽传说

迄今所知最早描述白泽的文献,出自清《渊鉴类函》卷四三二“白泽”条引《山海经》云:“东望山有兽,名日白泽,能言语。王者有德.明照幽远则至。”此卷又引《黄帝内经》:“黄帝巡守,东至海,登桓山,于海滨得白泽神兽,能言,达于万物之情。因问天下鬼神之事,自古及今,精气为物、游魂为变者,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,白泽言之,帝令以图写之,以示天下,乃作辟邪之文以记之。”现有文献多据此认为白泽首次出现是在《山海经》1

但此处清籍之征引未必可信。清前古籍言及白泽传说时2,均不见征引《山海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等三国前书籍,而晚至清代、年代差距更远的二书却忽作征引,严重缺乏其他文献佐证。此外,现存宋淳熙本《山海经》远早于清朝,而《渊鉴类函》成书距今不过300年,其作者所见版本未必比今本完整。综上,这些片段有较大可能属误引,可信度相对不足。

若只考虑直接记载,则可为白泽传说的出现时间划出可靠下限。目前已知的最早直接记载为东晋《抱朴子》中的“黄帝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”;由此可见白泽能通晓鬼神,但这里尚未提及“黄帝遇白泽”的传说。南北朝《宋书·符瑞志》记载白泽:“泽兽,黄帝时巡守,至于东滨,泽兽出,能言,达知万物之精,以戒于民,为时除害。贤君明德幽远则来。”这为”黄帝遇白泽”传说的出现时间划了下限。更完整的版本最早见于唐《轩辕皇帝传》:“(帝)于海滨得白泽神兽,能言,达于万物之情。因问天下鬼神之事,自古精气为物,游魂为变者,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。白泽言之,帝以图写之,以示天下。”记载了《宋书·符瑞志》中未提及的妖怪总数,并强调“帝以图写之”,解释了《白泽图》的来源。由此判断,白泽传说至晚在唐时已形成今日模样。

易看出,直接记载给出的时间下限,远晚于根据清籍征引所得。更精确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但不管是相信清籍征引3,还是只着眼于直接记载,都可看出白泽传说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,与黄帝结合后定型为今日我们所知的“黄帝遇白泽而制《白泽图》”的故事。

《白泽图》

《白泽图》载有大量的精怪信息与破解之法,在白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关于其成书年代,《<白泽图>与古小说志怪渊源》对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晋《抱朴子》的内容进行分析,得出其成书于东汉中晚期4的结论,过程较严谨可信。

《抱朴子》称道士入山常携《白泽图》,且云:“及《白泽图》、《九鼎记》,则众鬼自却”。由此判断,东晋时《白泽图》已成书,并在道士中广泛流传。当时的志怪作品亦对其有所引用,如《搜神记》中诸葛恪破解山精傒囊与陆敬叔识树精彭侯,均以《白泽图》为依据。

而随时间推移,《白泽图》很快被统治阶级接纳:南北朝《宋史》为目前已知最早记载《白泽图》来源传说的史书,《南史》中更有简文帝著《新増白泽图》五卷的记载。隋唐时期,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中亦均载有“《白泽图》一卷”。

在这一过程中,《白泽图》的流传也愈发广泛。征引《白泽图》内容的书籍明显增多,如《玉烛宝典》、《艺文类聚》和《初学记》等。唐佛经《法苑珠林》更大段引用《白泽图》之文,而《白泽图》本是道士们除妖的典籍,说明佛道二教均对《白泽图》十分重视,足见其影响力提升。

但宋朝及之后,《白泽图》逐渐隐没不彰,乃至散佚。对其散佚原因,周西波《<白泽图>研究》文末提出可能是道经吸收了《白泽图》的内容与思想并加以发扬,取代了《白泽图》的功能。而对散佚时间的考证,国内研究似存在空白。

后来就拿这个作为写沟长文的选题了~

佐佐木聪在《復元白澤図——古代中国の妖怪と辟邪文化》一书中认为,《白泽图》的散佚发生在983年《太平御览》问世与1041年《崇文总目》问世之间,理由是现存《崇文总目》中没有《白泽图》的相关记载5。此见解不无道理,但《崇文总目》年代已远,不能排除现存版本或有残缺的可能。此外,还有一些证据对此说不利。如《宋史》成书于元朝,而其《艺文五》中,仍载“《白泽图》一卷”;明《本草纲目》亦多处直接引用《白泽图》。这些可能表明当时《白泽图》尚未完全散佚。

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中均未收录《白泽图》,然《元史》不录艺文、《明史》只录明朝著述,均无法用于判断《白泽图》是否散佚。

本来想,如果没有的话,就能证明当时《白泽图》已散佚,从而把区间末端往前提上几百年;如果有的话,就能证明当时《白泽图》未散佚,从而把区间起始端往后移上几百年;横竖不亏。结果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。

综上,《白泽图》的散佚可能发生在宋朝到清朝期间,尚无确凿证据缩小区间。但可确定的是,宋朝之后,对《白泽图》的征引就变得极为稀少,可见即使其尚未散佚,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已明显下降。也许可以认为,《白泽图》的散佚正是长期影响力下降的最终结果。

白泽衍生文化

白泽传说中,白泽遇黄帝而出,代表“王者有德”,使白泽成为朝廷中祥瑞的象征;《白泽图》记载了种种精怪与破解之法,可供辟邪,使白泽自身也带上了辟邪的特性。

首先看“祥瑞”。自唐始,白泽形象便在朝廷的旗帜、官服等物中频频出现。如《旧唐书》有“凡车驾出入,则率其属以清游队,建白泽、朱雀等旗队先驱”的记载;《新唐书·志第十四·车服》中有“诸卫大将军、中郎将以下给袍者,皆易其绣文:……领军卫以白泽,金吾卫以辟邪”的记载。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和《明会典》等书中均多处提及白泽旗等白泽形象在朝廷中的使用,其内容基本相近,不曾因改朝换代而间断,整体较为稳定。

而随《白泽图》的流传,白泽自身也带上了辟邪能力。南北朝《北史·张衮传》中就有“白泽字钟葵”之记录。与“钟葵”这一辟邪驱鬼的形象并列,可见白泽能辟邪的观念此时已流传开来。

唐时,则有明确证据体现白泽辟邪文化对民俗的影响。如《旧唐书》中有韦庶人妹七姨“为豹头枕以辟邪,白泽枕以辟魅,伏熊枕以宜男”的记载。敦煌愿文伯二五六九(背面)“儿郎伟”驱傩词日:“驱傩之法,自昔轩辕,锺馗白泽,统领居仙。”6将白泽与钟馗并列。《鉴诫录》中又有罗隐以“白泽遭钉钉在门”应顾云的“青蝇被扇扇离座”的故事,说明唐时有在门上钉白泽图像的风俗。

“融入社会礼俗”这一点没有明确点出。在文章中的结构地位最好更清晰一点。白泽形象成为辟邪的符号,其自身的故事、能力不重要了。

这种用白泽图像(又称“白泽之图”)辟邪的风俗在后世影响甚广。如宋释道原《景德 传灯录》中称:“家有白猎(泽)之图,必无如是妖怪”。7《岁时杂记·赵桃版》、《梦梁录·卷三·五月》中亦有人们绘制白泽图像辟邪的描述。明清时,有《续藏经》:“师曰:‘家有白泽之图,必无如是妖怪。’﹝保福别云:‘家无白泽之图,亦无如是妖怪。’﹞”。《嘉兴藏》:“饥餐渴饮无余事,何用高悬白泽图。”虽然它们对白泽之图并不十分推崇,但足以体现在当时,悬挂白泽之图在民间确是一种普遍现象。

除此之外,明清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白泽。如清《斩鬼传》中,白泽乃钟馗坐骑,但其前世乃是罪人伯嚭。《西游记》中亦有“白泽狮”,但作为反派存在。这些均与白泽原本的瑞兽形象大相径庭,可见明清时期白泽在民间形象有所下降。

结合此时《白泽图》很可能已散佚的事实,可见人们对白泽文化背后的白泽传说等已不甚在意,只将悬挂白泽之图等风俗作为习惯流传,而“对通晓鬼神的神兽的尊敬”则明显淡化。

结语

白泽文化可大致分为白泽传说、《白泽图》和白泽衍生文化三部分,而它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演变并不同步。本文分别对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分析。白泽传说经过了一个与黄帝结合的过程,而至迟在唐朝定型为“黄帝遇白泽而制《白泽图》”的故事。《白泽图》成书于汉朝,逐渐在社会中流传,曾拥有较强的影响力,但在宋后逐渐隐没不彰,终至散佚。白泽衍生文化则随白泽传说与《白泽图》的流行而产生、发展,并逐渐融入社会礼俗,在前二者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时仍然稳固存在。

参考文献

[1] 何凌霞:《"白泽"考论》,《云梦学刊》2013年第6期。

[2] 周西波:《<白泽图>研究》,《中国俗文化研究》2003年。

[3] 孙文起:《<白泽图>与古小说志怪渊源》,《哈尔滨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10期。

陈述信

本文的主题是白泽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变。一开始对“白泽”产生兴趣后,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与多篇相关文献,发现白泽对中国古代社会还是颇有影响的,于是认为这个题目应该是有东西可写的。了解白泽的过程中,我对一些现象格外感兴趣,比如:白泽传说是怎么演变过来的,“黄帝遇白泽”的故事一开始就有吗?《白泽图》那么流行,之后怎么就散佚了呢?我对《西游记》比较熟悉,而《西游记》中有一只狮精就叫“白泽”,这和白泽“瑞兽”的形象具有相当大的反差,当时也使我感到困惑。在有了这些想要解决的问题之后,我便将这个选题初步确定了下来。

撰写初稿时,我收集了大量史料,将它们组织起来时很自然地选择了按时间线整理的方式。而我又要用它们来解答不同问题,于是很多问题的答案散乱地分布在不同朝代的部分中,对读者很不友好。于是修改时,我采用了类似于“问题导向”的思路,把相对可以独立阐述的几个部分——白泽传说、《白泽图》、衍生文化分开阐述,确实对提高可读性有很大帮助。此外,对一些撰写初稿时论证颇显含糊之处,我进行了更仔细严谨的考证,例如《白泽图》的散佚、清代记载中的征引是否可信。

本文有意跳出目前学界对白泽文化的研究缺乏整体感的问题,希望较为完整地呈现“白泽文化”的演变。例如,“清代征引是否可信”,很多篇相关文献完全没有考虑这一点。但若从历史全局的角度来看,征引时间差如此之长,又无其他史料佐证,其可信度颇值得怀疑;但也无法断言这些征引必然有误。因此,我对二者都做了分析,并最终得到了“白泽传说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”的结论,这一过程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除此之外,对“《白泽图》散佚年代的考证”也是颇让我有成就感的部分。

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开头的撰写与内容的梳理。它们实际上是相似的问题,即思路整理。我专门花了不少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路,列出自己想表达的事物,并提取它们的共性,而后再经过多次修改,最终较为顺利地解决了这一困难。

初步完成修改之后,正文部分超过了4000字。我又认真地根据本文主题,把文章反复通读,并尽量精简,最终在不影响文章表达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了这一工作,文章语言相对也更凝练了一些。

2021.4.11


  1. 如 孙文起:《<白泽图>与古小说志怪渊源》,《哈尔滨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10期。 周西波:《<白泽图>研究》,《中国俗文化研究》2003年。
  2. 范围为”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“所存古籍。下文史料范围同此。
  3. 《山海经》成书年代为战国到秦汉初。《黄帝内经》中的学术理论框架可能奠定于秦,以”黄帝”名号再次编纂的工作可能完成于东汉,而”黄帝遇白泽”的故事当属后者。《春秋合诚图》为汉籍。 由此判断,《黄》、《春》二书的相关记载晚于《山海经》数百年,可佐证”白泽传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”的观点(假设清籍征引可靠)。 万群:《从汉语史角度看<山海经>的成书年代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3年第2期。 张维波,高也陶,李宏彦:《<黄帝内经>成书年代解析》,《中华医史杂志》2017年第3期。
  4. 孙文起:《<白泽图>与古小说志怪渊源》,《哈尔滨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10期。
  5. 佐佐木聪:《復元白沢図——古代中国の妖怪と辟邪文化》,第二章《白泽图》相关年表。
  6. 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《出土文献研究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5年,178页。
  7. 《大正新修大藏经·史传部类》,大藏出版社,1936年,第51册,经号2076,第331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