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STS / 【写沟-长文】宋后《白泽图》由流行至隐没之原因分析
作于 2021年春季学期
摘要
宋后,《白泽图》由流行渐至隐没,其背后隐含着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,而《白泽图》未能适应这种变化,以致被其他事物所取代,逐渐隐没不彰。本文从功能价值与情感价值两大方向展开分析不利于其流传的因素,并将其与辟邪物、佛道教驱邪仪式和后世艺术作品进行比较,提出其隐没原因可能主要有繁复不便、功能单一、仪式感不足与缺乏故事性。
关键词:白泽图;精怪;辟邪文化
一、前言
唐《轩辕皇帝传》1中记载:“(帝)于海滨得白泽神兽,能言,达于万物之情。因问天下鬼神之事,自古精气为物,游魂为变者,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。白泽言之,帝以图写之,以示天下。”这一流传至今的传说,为《白泽图》的成书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《白泽图》载有大量的精怪信息与破解之法,在白泽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。通过分析早期文献,可确定其成书年代不晚于东晋,可能成书于东汉中晚期2。随着历史发展,《白泽图》在社会中一度流行,广被征引,又《南史》中记载简文帝著《新増白泽图》五卷,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中亦均载有“《白泽图》一卷”。而进入宋朝之后,对《白泽图》的征引则明显减少,其书逐渐隐没,终至散佚。3《白泽图》何以从流行转向隐没,其背后是否隐含着社会背景的变迁?学界对《白泽图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中国古代民俗、宗教和文学的影响等方面,对《白泽图》为何从流行到隐没的研究仍有较多空白。本文首先简单介绍《白泽图》流行的社会背景,再从功能价值与情感价值两个方面对其不利于流传的特点进行分析,主要结合社会背景变迁、其取代者以及其他妖怪题材的艺术作品,试对其隐没做出解释。
二、《白泽图》流行的背景与原因
从《白泽图》现存七十余条佚文4来看,其内容具有固定的模式,主要由“某物之精”、“其状如何”、“名为何物”、“如何抗御或利用”组成。例如:“火之精名宋无忌。持炬火。家人无故失火者,以其名呼之。著绛緷赤,留项后。”常见的应对方法主要有“呼其名”、“食之”和“杀之”,而其中“呼其名”又是占比最多的,明显多于其他。由此可见,《白泽图》蕴含着“呼名可以辟邪”的思想,这是古人信奉名字巫术的体现。名字巫术,是一种“夺取对方名字进而打败/支配/征服/驯服对方”的巫术。这里的名字不再是“文明时代所说的对一个人或事物的能指”,而是巫术时代保留下来的“对于名字拥有者本源的/恒定的/理式的仪式性描述符号”。5
信奉名字巫术的人们自然选择了用它来驱鬼辟邪。战国秦汉时期,基于名字巫术的驱鬼方法不断发展,从一开始的“呼神驱鬼”,逐渐演变到“直呼鬼之名驱鬼”,反映了古人自我意识和自信力的增强6。而《白泽图》的成书就在这一时期的末尾。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涌现了一些专记鬼怪之名的书籍,除《白泽图》外,还有《百鬼录》、《九鼎记》和《女青鬼律》等。如《女青鬼律》卷一言:“见吾秘经,知鬼姓名皆吉,万鬼不干,千神宾伏。”由此可见,《白泽图》的成书与随后的流行,与当时信奉“名字巫术”、认可呼名驱鬼的社会背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。
但随着时代的发展,“呼名驱鬼”体现出了一系列弊端,未能适应社会背景的变化,呈现出过时之势。“呼名驱鬼”作为《白泽图》的思想核心,其没落对《白泽图》的隐没有着重要影响。
三、功能价值
(1)繁复与简便之争
《白泽图》中主导的“呼名驱鬼”的方法有其天然的不便之处,如内容繁复、适用范围受限,性价比相对不高。
唐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·第三卷·述古之秘画珍图》中记载:“白泽图一卷,三百二十事,出《抱朴子》,黄帝巡东海而遇之。”由此观之,历史上的《白泽图》共有三百余条记载(若据相关传说,则是一万余条)。
这一数量已经颇多,但另一方面,这些记载对精怪的覆盖范围却实则极其有限。《白泽图》中对精怪的描述较为具体,许多精怪的形象、出现场景等都刻画得较为精细,这很大程度上缩小了特定记载适用的范围。如对厕精的一条记载:“厕神名依。衣青衣,持白杖。知其名呼之者除。不知其名则死。”,明确指出了这只厕精的形象等属性。《白泽图》中至少有3条关于厕精的不同记载,却仍未完全解决在“厕”中辟邪的问题,正体现了这种特异性记载每一个精怪的方式的缺陷。
单条记载的适用范围小,要充分满足驱邪需求,势必需要对精怪加以增补,增加更多的记载。历史上对《白泽图》的增补,仅看载入史册的便有简文帝著《新増白泽图》五卷、《白泽地镜》等。更兼其他记录精怪信息的书籍亦载有大量《白泽图》中所没有的精怪,总量不可小觑。对使用者来说,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
而历代以来,精怪种类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7,宋后各类志怪小说、神魔小说层出不穷,社会的发展创建了大量新生事物,也为新的精怪的诞生提供了土壤。这使“呼名驱鬼”的辟邪方式的这一缺陷更为凸显。若要适应不断发展的辟邪需求,势必需要对精怪加以增补,而这一方面增加了驱鬼时确定精怪名字的负担,另一方面,若各方不断地增补新精怪并取名,也容易引发命名混乱。且对个体来说,实际用到的又仅是大量记载中的一小部分,存在很大的浪费。
由此可见,《白泽图》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便。而在这一时期,相对简便的辟邪物成为了发展的趋势,并对“呼名驱鬼”产生了排挤作用。
《中国镇物》一书认为,辟邪物“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,在心理上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、危险、凶殃、祸患,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。”8,是人们求得内心安稳的一种手段。相较于《白泽图》,辟邪物能够提供方便的长期辟邪,且生产传播便利。
自宋朝以后,古代中国已无长期分裂的状态。人们的生活相对平稳,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家宅。家宅有其稳定性,需要的是长期辟邪,而非间或驱鬼,简便的辟邪方式更适于民众的需求。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一文指出,这一时期的辟邪方式愈发与民间融合,更加大众化、娱乐化,并且宋元辟邪的变化在明清两朝获得继承,并更为突出。9
与需要主动驱鬼的《白泽图》不同,辟邪物基本无需人的干预,在便捷程度上具有极大优越性,更能使人们方便地获得内心安稳,因而更容易在民间广为流传。以白泽相关辟邪物为例。在《白泽图》流行之时,民间就已出现了“白泽枕”、“白泽之图”等辟邪物;而在《白泽图》隐佚之时,这类白泽衍生出的辟邪物却仍在民间稳定存在10。白泽在这里成为了辟邪的符号之一,其自身的故事变得不重要了,只作为人们辟邪愿望的承载者而存在。枕白泽枕、悬白泽之图,这些明显比翻查《白泽图》认定精怪之名再执行驱除方法要便捷许多,也更适合长期的使用。此外,人们使用辟邪物时,还逐渐产生了对美观与娱乐身心的追求11,而这方面,作为精怪名录的《白泽图》也存在着天生的劣势。
社会的发展还为辟邪物提供了生产、传播上的简便性。在这段时期里,雕版印刷出现,使得用于辟邪的钟馗画、门神画等价格降低,促进了相应信仰的传播。我国经济重心完成南移,商品经济发展,使桃符等辟邪物都成为了较易获得的商品。商业的发达也推动了辟邪物在全国范围的流传,增强了辟邪习俗的区域同一性。12相比之下,《白泽图》作为精怪名录,其增补需要有人专门对新产生的精怪进行搜集整理,一来缺乏其人,二来修改周期长,也难以做到及时更新。虽然雕版印刷减少了印刷成本,但更新之后的重新传播仍然是十分困难的。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日,更新后的产品也并不总能迅速传遍旧版本的使用者,遑论古时。在生产、传播的角度上看,《白泽图》也输给了更具简便性的辟邪物。
辟邪物的迅猛发展,客观上看,对《白泽图》起到了不小的排挤作用。在日常无事之时,广为流传的辟邪物已起到了安稳内心的作用,人们也就没有必要费心收藏一份相对繁复而使用不便的《白泽图》了。
(2)功能的单一与丰富之争
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一文指出,在宋元时期,人们的辟邪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,求吉心理逐渐兴起,辟邪物更多的以求吉为目的。这一变化在明清两朝获得继承,并更为突出。13由此可见,人们已不满足于单纯的驱除精怪,而是更加重视求吉。
求吉,在《白泽图》中是较为欠缺的。诚然,现存的七十余条《白泽图》佚文中,也存在某些精怪“呼之则吉”的描述,但一方面,这类记载占比极小,所涉及的功能也很有限,不能满足民众祈求丰收、家人平安等等各式各样的愿望。并且另一方面,这种求吉方式都以遇见特定的精怪为前提,对场景也有着严格的限制,过于死板,难以在现实生活中运用,不能满足民众普遍求吉的需求。而相比之下,辟邪物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轻易地被附上各种祈福求吉的功能,使用起来也十分简便。
此外,两宋以来,佛、道二教的发展均臻于成熟,排挤民间巫术,占据主流14。为了拥有更多信徒,佛、道二教自神其教,声称自己具有超人力的自然神力,除驱鬼之外,还能够祈福,甚至修炼成仙、影响来世等等,迎合了民众各方面的内心需要。以道教为例,如道士所出符箓,宣称“具有无为之功效,既能抵御自然灾害、呼风唤雨又能驱鬼避害;既能保佑人的安全健康,又能成为联系神仙与凡人的媒介”15,拥有诸多强大功能。佛经中亦有“能除一切苦”之类大而泛的宣称,有着送子观音等满足人们愿望的事物,其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明显强于内容繁复而功能单一的《白泽图》。
总体上,宋后,人们的辟邪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,求吉心理兴起,不满足于单纯的驱除精怪,而希望能实现种种美好生活愿望。在这一社会背景下,《白泽图》单一的功能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,难以与功能丰富的辟邪物以及自神其教的佛、道二教抗衡。
四、情感价值
(1)仪式感
如前文所述,《白泽图》在日常的家宅辟邪等方面主要存在使用不便、功能单一的问题,而在正式的驱邪活动中,其在仪式感的营造上又远不及佛、道二教,不易获取民众信仰。久而久之,这极大地削弱了《白泽图》在辟邪文化中的地位。
仪式,是一种“有程序性,象征性,独特性的行为”16。仪式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,其营造的隆重气氛可在人们心中唤起神圣、崇高的感情。
《白泽图》中,抗御或利用精怪的方法多为“呼其名”、“食之”和“杀之”,全部都是非常实际、普通的行为,不符合仪式的特点。《白泽图》的这一特点与其作为精怪名录的工具书定位相符,某种意义上正好方便人们执行辟邪的行为。但在追求简便的日常辟邪上,其竞争力已弱于更为便捷的辟邪物;而在严肃、正式的驱邪活动中,这种较为简单的辟邪方式却又显得缺乏仪式感、过于平淡,难以在人们心中唤起神圣、崇高之感,不易让民众信服。
而作为《白泽图》功能的重要取代者,佛、道二教对仪式感要重视得多。
在道教的早期,道教驱邪的方式与《白泽图》的“呼名驱鬼”有一定相似之处。《白泽图》一度被道教视为典籍,《抱朴子》称道士入山常携《白泽图》,且云:“及《白泽图》、《九鼎记》,则众鬼自却”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,道教驱鬼的方式已与当初有了很大变化。如宋代道教驱邪,一般流程可概括为:“申状、上奏、变神、请兵、立狱、考召、奏醮”17,组织严密,对宋代司法过程多有模仿,声势浩大,仪式感十分强烈。
佛教也和道教有着类似的特点,举行的法事中有着一系列仪式。如规模宏大的水陆法会,以七天为一单元,最长可达四十九天,分外坛和内坛两部分,外坛法师日间唱诵经忏真言,晚间施食饿鬼;内坛设置佛像及多个神牌席位,法师观想及念唱仪文疏表,邀请冥界诸鬼神出席,供奉以食物、鲜花、香油、衣服等供品。如是从而营造出隆重的气氛,使信徒更为信服。
佛、道二教的一系列驱邪活动具有很强的仪式感,从而更好地吸收了民众的信仰。而《白泽图》与其背后的“呼名驱鬼”方式仪式感较弱,很难与佛、道二教争夺在民众的信仰。并且在日常的家宅辟邪中,《白泽图》又难以撼动辟邪物的地位,综合起来导致《白泽图》逐渐在辟邪方面失去了用武之地。
(2)艺术角度
在偏实用的辟邪方面,《白泽图》已被很大程度上取代;而在艺术角度上看,《白泽图》也有其不利于传播的一面。
首先是白泽的形象。一来,除了“黄帝遇白泽而制《白泽图》”的传说之外,基本找不到以白泽为主角的故事,白泽在民间故事中几无存在感,严重影响了民众对白泽的熟悉亲近。二来,白泽的原型与形貌均不明确18,客观上为二次创作造成了不便。
两宋期间文教发达,文人画家喜好作诗绘画,辟邪之物也成为他们创作的题材。以钟馗为代表的辟邪神人物形象日益丰满,故事情节日益丰富,生活气息浓郁,凶厉之气大减,整体趋向世俗化平民化19。然而白泽却在这个过程中近乎隐匿,这不能不说是白泽与《白泽图》的一大遗憾。缺乏后世高质量的内容扩充与再创作,是白泽的形象传播逐渐式微的一大原因。此消彼长之下,《白泽图》在民间的传播则陷入了更为不利的境地。
其次,《白泽图》的内容未能迎合妖怪人性化、妖怪相关记载故事化的趋势。
妖怪形象的演变,有着“性格越来越复杂”、“越来越具有人的喜怒哀乐” 20的趋势。而《白泽图》内容太单一,基本固定在“某物之精”、“其状如何 ”、“名为何物 ”、“如何应对”的框架里,并不注重对妖怪人性化的一面进行进一步刻画。《白泽图》的定位是记录“精气为物,游魂为变者”,“以示天下”,这种工具书式的记载方式与妖怪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有所冲突的。
宋后艺术作品中小说增多,关于妖怪的文献记载多以文学作品作为载体出现,多以故事形式流传。如《子不语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和《剪灯新话》,均以故事生动为一大特点。又如《太平广记》中对超自然的生物进行分类,收罗广泛,而其中仅《诸葛恪》、《陆敬叔》、《张翰》三处征引《白泽图》,且均以讲述故事的形式出现,足见当时人们对故事性的看重。
《论中国妖怪研究的现状》一文又提出,志怪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还停留在“现象类妖怪”的阶段,即只记载了某怪异事件的发生,但往往对怪异事件的“原因”是什么不甚重视。21意不在妖,重在故事,那《白泽图》记载的大量妖怪之名,反而是当时的人们相对所不看重的。故事性的缺失,使《白泽图》在其辟邪功能被取代后,不易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流传,很可能也是其隐没乃至散佚的一大原因。
五、结语
《白泽图》由流行至隐没,其背后隐含着宋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,而《白泽图》未能适应这种变化,以致被其他事物所取代,逐渐隐没不彰。
内容上,首先,《白泽图》单条记载的适用范围小,在宋后新的精怪层出不穷的情况下,“呼名驱鬼”的辟邪方式的使用不便问题在日常辟邪中愈加凸显,呈过时之势。其次,《白泽图》未能顺应宋后辟邪观念的变化,不能充分满足人们辟邪之外的丰富需求。而在形式上,《白泽图》“呼名驱鬼”的辟邪方式缺乏仪式感,在正式的驱邪活动中不占优势,不易吸引民众信仰。艺术性的角度上看,《白泽图》的记叙方式倾向于工具书风格,而缺乏故事性,白泽自身也缺乏人性化的故事,在宋后妖怪人性化、妖怪相关记载故事化的大趋势下难以吸引大众,也使《白泽图》不易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流传。
值得注意的是,即使在其书隐没之后,《白泽图》确立的“物老成精”等精怪意识,仍然对后世社会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,白泽枕、白泽之图等辟邪物也在后世流传甚广222324,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应当忽略的。《白泽图》作为我国古代辟邪文化的重要代表,研究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影响,对揭示我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有着重要意义。
陈述信
本文的主题是“宋后《白泽图》由流行至隐没之原因”。这个选题源自短文写作中我产生的一个问题,我对此颇感兴趣,但当时在短文中未能深入讨论。选题时其实还有其他一些想选的题目,但我斟酌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前的主题。选好之后,因为这个选题还算比较明确,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太多主题上的变化,一直保持到现在的终稿。
当时考虑过的一些选题思路:
- 中外传统妖怪主题作品对比
- 妖怪形象与其传播的关系
- 白泽文化的具体社会影响
- 白泽图的“出现”或“式微”与社会文化的关系
- 白泽图、山海经的区别与共性
在撰写、修改长文的过程中,我约了2次写作助理,一次是在第一稿完成、初稿提交前,一次是在终稿提交前。第一次,写作助理带着我一起思考如何修改文章的结构以使之更加清晰;第二次,写作助理主要在一些具体表达上为我提供了建议,比如把“内容/形式”改成“功能价值/情感价值”。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文章结构的改进,这是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地方。
除此之外,在写作中,踏足于“前人所未及”的领域、提出并使用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这一“开拓感”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。在引用自己的短文终稿时,还有一点小自得。
写作过程中,个人感觉最有挑战性的地方是如何避免“主观臆断”。比如第一稿中,我所使用的论据其实比终稿少很多,主要靠自己的逻辑推理来进行论证,但过上几天再读就觉得会不会过于想当然了。于是我继续查阅资料,改进了论证过程,添加了不少论据,比如说“《白泽图》中对厕精的记载”、“宋后妖怪相关记载的形式”。我认为改完之后的论证有力了许多。
在本学期,我第一次体验了“准学术”类的写作。虽然过程颇为费劲,但回想起来还是很有趣的经历。经过短文、长文的折腾,文章结构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已经刻骨铭心了。其他写作上的重要感悟还有选题的“小、清、新”、“论证要避免想当然”等地方,这些都是曾经的自己容易疏忽的。当然,和组员们一起分享阅读感想(吐槽)、一起辩论、一起讨论各种东西等等也是很棒的体验!
2021.06.12
- 下文中未注明来源的史料均查自“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”网站,不再分别注释。↩
- 孙文起:
《<白泽图>与古小说志怪渊源》
,《哈尔滨学院学报》,2007年,第10期。↩ - 林智鑫:《白泽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变》,“写作与沟通”课程短文终稿,清华大学,2021年。↩
- 佐佐木聪:《復元白沢図——古代中国の妖怪と辟邪文化》,第二章。 下文中未注明来源的《白泽图》片段均引自本书该章节,不再分别注释。↩
- 王洁:《仪式原型与真名母题 —— 幻想作品中名字的解读》,《宜宾学院学报》,2015年,第15卷第11期。↩
- 贺璐璐:《战国秦汉时期以名驱鬼术的分类及其仪式 —— 以简帛材料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宜宾学院学报》,2016年,第16卷第2期。↩
- 熊保莹:《明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》,硕士学位论文,河南大学,2011年。↩
- 陶思炎:《中国镇物》,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2012 年,第 1 页。↩
- 马洪琳: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,硕士学位论文,江西师范大学,2015年6月。↩
- 林智鑫:《白泽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变》。↩
- 马洪琳: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。↩
- 马洪琳: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。↩
- 马洪琳: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。↩
- 赵容俊:《隋唐宋时代的巫术特征考察》,《中國文化研究》,2010年,第2期。↩
- 赵芃:《道教中的符箓文化》,《中国宗教》,2013年第7期。↩
- 席剑,严开胜:《仪式感研究述评》,《科教导刊 - 电子版(下旬)》,2018年第6期。↩
- 张悦:《宋代道教驱邪模式与世俗政治关系初探》,《史林》,2016年第5期↩
- 何凌霞:《“白泽”考论》,《云梦学刊》,2013年第6期。↩
- 马洪琳: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。↩
- 熊保莹:《明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》。↩
- 陈昊旻:《论中国妖怪研究的现状》,《愛知論叢》,2021年第2期。↩
- 孙文起:
《<白泽图>与古小说志怪渊源》
。↩ - 周西波:
《<白泽图>研究》
,《中国俗文化研究》,2003年。↩ - 林智鑫:《白泽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变》。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