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于 2021年春季学期

摘要

宋后，《白泽图》由流行渐至隐没，其背后隐含着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，而《白泽图》未能适应这种变化，以致被其他事物所取代，逐渐隐没不彰。本文从功能价值与情感价值两大方向展开分析不利于其流传的因素，并将其与辟邪物、佛道教驱邪仪式和后世艺术作品进行比较，提出其隐没原因可能主要有繁复不便、功能单一、仪式感不足与缺乏故事性。

关键词：白泽图；精怪；辟邪文化

一、前言

唐《轩辕皇帝传》¹中记载：“（帝）于海滨得白泽神兽，能言，达于万物之情。因问天下鬼神之事，自古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者，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。白泽言之，帝以图写之，以示天下。”这一流传至今的传说，为《白泽图》的成书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《白泽图》载有大量的精怪信息与破解之法，在白泽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。通过分析早期文献，可确定其成书年代不晚于东晋，可能成书于东汉中晚期²。随着历史发展，《白泽图》在社会中一度流行，广被征引，又《南史》中记载简文帝著《新増白泽图》五卷,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中亦均载有“《白泽图》一卷”。而进入宋朝之后，对《白泽图》的征引则明显减少，其书逐渐隐没，终至散佚。³《白泽图》何以从流行转向隐没，其背后是否隐含着社会背景的变迁？学界对《白泽图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中国古代民俗、宗教和文学的影响等方面，对《白泽图》为何从流行到隐没的研究仍有较多空白。本文首先简单介绍《白泽图》流行的社会背景，再从功能价值与情感价值两个方面对其不利于流传的特点进行分析，主要结合社会背景变迁、其取代者以及其他妖怪题材的艺术作品，试对其隐没做出解释。

二、《白泽图》流行的背景与原因

从《白泽图》现存七十余条佚文⁴来看，其内容具有固定的模式，主要由“某物之精”、“其状如何”、“名为何物”、“如何抗御或利用”组成。例如：“火之精名宋无忌。持炬火。家人无故失火者，以其名呼之。著绛緷赤，留项后。”常见的应对方法主要有“呼其名”、“食之”和“杀之”，而其中“呼其名”又是占比最多的，明显多于其他。由此可见，《白泽图》蕴含着“呼名可以辟邪”的思想，这是古人信奉名字巫术的体现。名字巫术，是一种“夺取对方名字进而打败/支配/征服/驯服对方”的巫术。这里的名字不再是“文明时代所说的对一个人或事物的能指”，而是巫术时代保留下来的“对于名字拥有者本源的/恒定的/理式的仪式性描述符号”。⁵

信奉名字巫术的人们自然选择了用它来驱鬼辟邪。战国秦汉时期，基于名字巫术的驱鬼方法不断发展，从一开始的“呼神驱鬼”，逐渐演变到“直呼鬼之名驱鬼”，反映了古人自我意识和自信力的增强⁶。而《白泽图》的成书就在这一时期的末尾。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涌现了一些专记鬼怪之名的书籍，除《白泽图》外，还有《百鬼录》、《九鼎记》和《女青鬼律》等。如《女青鬼律》卷一言：“见吾秘经，知鬼姓名皆吉，万鬼不干，千神宾伏。”由此可见，《白泽图》的成书与随后的流行，与当时信奉“名字巫术”、认可呼名驱鬼的社会背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。

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“呼名驱鬼”体现出了一系列弊端，未能适应社会背景的变化，呈现出过时之势。“呼名驱鬼”作为《白泽图》的思想核心，其没落对《白泽图》的隐没有着重要影响。

三、功能价值

（1）繁复与简便之争

《白泽图》中主导的“呼名驱鬼”的方法有其天然的不便之处，如内容繁复、适用范围受限，性价比相对不高。

唐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·第三卷·述古之秘画珍图》中记载：“白泽图一卷，三百二十事，出《抱朴子》，黄帝巡东海而遇之。”由此观之，历史上的《白泽图》共有三百余条记载（若据相关传说，则是一万余条）。

这一数量已经颇多，但另一方面，这些记载对精怪的覆盖范围却实则极其有限。《白泽图》中对精怪的描述较为具体，许多精怪的形象、出现场景等都刻画得较为精细，这很大程度上缩小了特定记载适用的范围。如对厕精的一条记载：“厕神名依。衣青衣，持白杖。知其名呼之者除。不知其名则死。”，明确指出了这只厕精的形象等属性。《白泽图》中至少有3条关于厕精的不同记载，却仍未完全解决在“厕”中辟邪的问题，正体现了这种特异性记载每一个精怪的方式的缺陷。

单条记载的适用范围小，要充分满足驱邪需求，势必需要对精怪加以增补，增加更多的记载。历史上对《白泽图》的增补，仅看载入史册的便有简文帝著《新増白泽图》五卷、《白泽地镜》等。更兼其他记录精怪信息的书籍亦载有大量《白泽图》中所没有的精怪，总量不可小觑。对使用者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

而历代以来，精怪种类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⁷，宋后各类志怪小说、神魔小说层出不穷，社会的发展创建了大量新生事物，也为新的精怪的诞生提供了土壤。这使“呼名驱鬼”的辟邪方式的这一缺陷更为凸显。若要适应不断发展的辟邪需求，势必需要对精怪加以增补，而这一方面增加了驱鬼时确定精怪名字的负担，另一方面，若各方不断地增补新精怪并取名，也容易引发命名混乱。且对个体来说，实际用到的又仅是大量记载中的一小部分，存在很大的浪费。

由此可见，《白泽图》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便。而在这一时期，相对简便的辟邪物成为了发展的趋势，并对“呼名驱鬼”产生了排挤作用。

《中国镇物》一书认为，辟邪物“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，在心理上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、危险、凶殃、祸患，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。”⁸，是人们求得内心安稳的一种手段。相较于《白泽图》，辟邪物能够提供方便的长期辟邪，且生产传播便利。

自宋朝以后，古代中国已无长期分裂的状态。人们的生活相对平稳，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家宅。家宅有其稳定性，需要的是长期辟邪，而非间或驱鬼，简便的辟邪方式更适于民众的需求。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一文指出，这一时期的辟邪方式愈发与民间融合，更加大众化、娱乐化，并且宋元辟邪的变化在明清两朝获得继承，并更为突出。⁹

与需要主动驱鬼的《白泽图》不同，辟邪物基本无需人的干预，在便捷程度上具有极大优越性，更能使人们方便地获得内心安稳，因而更容易在民间广为流传。以白泽相关辟邪物为例。在《白泽图》流行之时，民间就已出现了“白泽枕”、“白泽之图”等辟邪物；而在《白泽图》隐佚之时，这类白泽衍生出的辟邪物却仍在民间稳定存在¹⁰。白泽在这里成为了辟邪的符号之一，其自身的故事变得不重要了，只作为人们辟邪愿望的承载者而存在。枕白泽枕、悬白泽之图，这些明显比翻查《白泽图》认定精怪之名再执行驱除方法要便捷许多，也更适合长期的使用。此外，人们使用辟邪物时，还逐渐产生了对美观与娱乐身心的追求¹¹，而这方面，作为精怪名录的《白泽图》也存在着天生的劣势。

社会的发展还为辟邪物提供了生产、传播上的简便性。在这段时期里，雕版印刷出现，使得用于辟邪的钟馗画、门神画等价格降低，促进了相应信仰的传播。我国经济重心完成南移，商品经济发展，使桃符等辟邪物都成为了较易获得的商品。商业的发达也推动了辟邪物在全国范围的流传，增强了辟邪习俗的区域同一性。¹²相比之下，《白泽图》作为精怪名录，其增补需要有人专门对新产生的精怪进行搜集整理，一来缺乏其人，二来修改周期长，也难以做到及时更新。虽然雕版印刷减少了印刷成本，但更新之后的重新传播仍然是十分困难的。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日，更新后的产品也并不总能迅速传遍旧版本的使用者，遑论古时。在生产、传播的角度上看，《白泽图》也输给了更具简便性的辟邪物。

辟邪物的迅猛发展，客观上看，对《白泽图》起到了不小的排挤作用。在日常无事之时，广为流传的辟邪物已起到了安稳内心的作用，人们也就没有必要费心收藏一份相对繁复而使用不便的《白泽图》了。

（2）功能的单一与丰富之争

《宋元时期的家宅辟邪研究》一文指出，在宋元时期，人们的辟邪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求吉心理逐渐兴起，辟邪物更多的以求吉为目的。这一变化在明清两朝获得继承，并更为突出。¹³由此可见，人们已不满足于单纯的驱除精怪，而是更加重视求吉。

求吉，在《白泽图》中是较为欠缺的。诚然，现存的七十余条《白泽图》佚文中，也存在某些精怪“呼之则吉”的描述，但一方面，这类记载占比极小，所涉及的功能也很有限，不能满足民众祈求丰收、家人平安等等各式各样的愿望。并且另一方面，这种求吉方式都以遇见特定的精怪为前提，对场景也有着严格的限制，过于死板，难以在现实生活中运用，不能满足民众普遍求吉的需求。而相比之下，辟邪物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轻易地被附上各种祈福求吉的功能，使用起来也十分简便。

此外，两宋以来，佛、道二教的发展均臻于成熟，排挤民间巫术，占据主流¹⁴。为了拥有更多信徒，佛、道二教自神其教，声称自己具有超人力的自然神力，除驱鬼之外，还能够祈福，甚至修炼成仙、影响来世等等，迎合了民众各方面的内心需要。以道教为例，如道士所出符箓，宣称“具有无为之功效，既能抵御自然灾害、呼风唤雨又能驱鬼避害；既能保佑人的安全健康，又能成为联系神仙与凡人的媒介”¹⁵，拥有诸多强大功能。佛经中亦有“能除一切苦”之类大而泛的宣称，有着送子观音等满足人们愿望的事物，其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明显强于内容繁复而功能单一的《白泽图》。

总体上，宋后，人们的辟邪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求吉心理兴起，不满足于单纯的驱除精怪，而希望能实现种种美好生活愿望。在这一社会背景下，《白泽图》单一的功能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，难以与功能丰富的辟邪物以及自神其教的佛、道二教抗衡。

四、情感价值

（1）仪式感

如前文所述，《白泽图》在日常的家宅辟邪等方面主要存在使用不便、功能单一的问题，而在正式的驱邪活动中，其在仪式感的营造上又远不及佛、道二教，不易获取民众信仰。久而久之，这极大地削弱了《白泽图》在辟邪文化中的地位。

仪式，是一种“有程序性，象征性，独特性的行为”¹⁶。仪式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，其营造的隆重气氛可在人们心中唤起神圣、崇高的感情。

《白泽图》中，抗御或利用精怪的方法多为“呼其名”、“食之”和“杀之”，全部都是非常实际、普通的行为，不符合仪式的特点。《白泽图》的这一特点与其作为精怪名录的工具书定位相符，某种意义上正好方便人们执行辟邪的行为。但在追求简便的日常辟邪上，其竞争力已弱于更为便捷的辟邪物；而在严肃、正式的驱邪活动中，这种较为简单的辟邪方式却又显得缺乏仪式感、过于平淡，难以在人们心中唤起神圣、崇高之感，不易让民众信服。

而作为《白泽图》功能的重要取代者，佛、道二教对仪式感要重视得多。

在道教的早期，道教驱邪的方式与《白泽图》的“呼名驱鬼”有一定相似之处。《白泽图》一度被道教视为典籍，《抱朴子》称道士入山常携《白泽图》，且云：“及《白泽图》、《九鼎记》，则众鬼自却”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道教驱鬼的方式已与当初有了很大变化。如宋代道教驱邪，一般流程可概括为:“申状、上奏、变神、请兵、立狱、考召、奏醮”¹⁷，组织严密，对宋代司法过程多有模仿，声势浩大，仪式感十分强烈。

佛教也和道教有着类似的特点，举行的法事中有着一系列仪式。如规模宏大的水陆法会，以七天为一单元，最长可达四十九天，分外坛和内坛两部分，外坛法师日间唱诵经忏真言，晚间施食饿鬼；内坛设置佛像及多个神牌席位，法师观想及念唱仪文疏表，邀请冥界诸鬼神出席，供奉以食物、鲜花、香油、衣服等供品。如是从而营造出隆重的气氛，使信徒更为信服。

佛、道二教的一系列驱邪活动具有很强的仪式感，从而更好地吸收了民众的信仰。而《白泽图》与其背后的“呼名驱鬼”方式仪式感较弱，很难与佛、道二教争夺在民众的信仰。并且在日常的家宅辟邪中，《白泽图》又难以撼动辟邪物的地位，综合起来导致《白泽图》逐渐在辟邪方面失去了用武之地。

（2）艺术角度

在偏实用的辟邪方面，《白泽图》已被很大程度上取代；而在艺术角度上看，《白泽图》也有其不利于传播的一面。

首先是白泽的形象。一来，除了“黄帝遇白泽而制《白泽图》”的传说之外，基本找不到以白泽为主角的故事，白泽在民间故事中几无存在感，严重影响了民众对白泽的熟悉亲近。二来，白泽的原型与形貌均不明确¹⁸，客观上为二次创作造成了不便。

两宋期间文教发达，文人画家喜好作诗绘画，辟邪之物也成为他们创作的题材。以钟馗为代表的辟邪神人物形象日益丰满，故事情节日益丰富，生活气息浓郁，凶厉之气大减，整体趋向世俗化平民化¹⁹。然而白泽却在这个过程中近乎隐匿，这不能不说是白泽与《白泽图》的一大遗憾。缺乏后世高质量的内容扩充与再创作，是白泽的形象传播逐渐式微的一大原因。此消彼长之下，《白泽图》在民间的传播则陷入了更为不利的境地。

其次，《白泽图》的内容未能迎合妖怪人性化、妖怪相关记载故事化的趋势。

妖怪形象的演变，有着“性格越来越复杂”、“越来越具有人的喜怒哀乐” ²⁰的趋势。而《白泽图》内容太单一，基本固定在“某物之精”、“其状如何 ”、“名为何物 ”、“如何应对”的框架里，并不注重对妖怪人性化的一面进行进一步刻画。《白泽图》的定位是记录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者”，“以示天下”，这种工具书式的记载方式与妖怪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有所冲突的。

宋后艺术作品中小说增多，关于妖怪的文献记载多以文学作品作为载体出现，多以故事形式流传。如《子不语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和《剪灯新话》，均以故事生动为一大特点。又如《太平广记》中对超自然的生物进行分类，收罗广泛，而其中仅《诸葛恪》、《陆敬叔》、《张翰》三处征引《白泽图》，且均以讲述故事的形式出现，足见当时人们对故事性的看重。

《论中国妖怪研究的现状》一文又提出，志怪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还停留在“现象类妖怪”的阶段，即只记载了某怪异事件的发生，但往往对怪异事件的“原因”是什么不甚重视。²¹意不在妖，重在故事，那《白泽图》记载的大量妖怪之名，反而是当时的人们相对所不看重的。故事性的缺失，使《白泽图》在其辟邪功能被取代后，不易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流传，很可能也是其隐没乃至散佚的一大原因。

五、结语

《白泽图》由流行至隐没，其背后隐含着宋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，而《白泽图》未能适应这种变化，以致被其他事物所取代，逐渐隐没不彰。

内容上，首先，《白泽图》单条记载的适用范围小，在宋后新的精怪层出不穷的情况下，“呼名驱鬼”的辟邪方式的使用不便问题在日常辟邪中愈加凸显，呈过时之势。其次，《白泽图》未能顺应宋后辟邪观念的变化，不能充分满足人们辟邪之外的丰富需求。而在形式上，《白泽图》“呼名驱鬼”的辟邪方式缺乏仪式感，在正式的驱邪活动中不占优势，不易吸引民众信仰。艺术性的角度上看，《白泽图》的记叙方式倾向于工具书风格，而缺乏故事性，白泽自身也缺乏人性化的故事，在宋后妖怪人性化、妖怪相关记载故事化的大趋势下难以吸引大众，也使《白泽图》不易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流传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在其书隐没之后，《白泽图》确立的“物老成精”等精怪意识，仍然对后世社会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，白泽枕、白泽之图等辟邪物也在后世流传甚广²²²³²⁴，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应当忽略的。《白泽图》作为我国古代辟邪文化的重要代表，研究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影响，对揭示我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有着重要意义。

陈述信

本文的主题是“宋后《白泽图》由流行至隐没之原因”。这个选题源自短文写作中我产生的一个问题，我对此颇感兴趣，但当时在短文中未能深入讨论。选题时其实还有其他一些想选的题目，但我斟酌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前的主题。选好之后，因为这个选题还算比较明确，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太多主题上的变化，一直保持到现在的终稿。

当时考虑过的一些选题思路：

• 中外传统妖怪主题作品对比
• 妖怪形象与其传播的关系
• 白泽文化的具体社会影响
• 白泽图的“出现”或“式微”与社会文化的关系
• 白泽图、山海经的区别与共性

在撰写、修改长文的过程中，我约了2次写作助理，一次是在第一稿完成、初稿提交前，一次是在终稿提交前。第一次，写作助理带着我一起思考如何修改文章的结构以使之更加清晰；第二次，写作助理主要在一些具体表达上为我提供了建议，比如把“内容/形式”改成“功能价值/情感价值”。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文章结构的改进，这是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地方。

除此之外，在写作中，踏足于“前人所未及”的领域、提出并使用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这一“开拓感”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。在引用自己的短文终稿时，还有一点小自得。

写作过程中，个人感觉最有挑战性的地方是如何避免“主观臆断”。比如第一稿中，我所使用的论据其实比终稿少很多，主要靠自己的逻辑推理来进行论证，但过上几天再读就觉得会不会过于想当然了。于是我继续查阅资料，改进了论证过程，添加了不少论据，比如说“《白泽图》中对厕精的记载”、“宋后妖怪相关记载的形式”。我认为改完之后的论证有力了许多。

在本学期，我第一次体验了“准学术”类的写作。虽然过程颇为费劲，但回想起来还是很有趣的经历。经过短文、长文的折腾，文章结构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已经刻骨铭心了。其他写作上的重要感悟还有选题的“小、清、新”、“论证要避免想当然”等地方，这些都是曾经的自己容易疏忽的。当然，和组员们一起分享阅读感想（吐槽）、一起辩论、一起讨论各种东西等等也是很棒的体验！

2021.06.12